刑法總則要旨(林鈺雄)

啟蒙時代之後的刑法則多半認為,惟有與公民之間和平的、自由的共同生活不一致的行為,才能施以刑罰。此等不一致的行為,在古典的犯罪型態中相當明顯,例如殺人、傷害或竊盜等等;……是以,現代刑法不再以行為的反道德性,而是以行為的社會損害性為聯結果,亦即,現代刑法之所以處罰特定行為,乃因該行為和人類和平共同生活的規則互不相容。反過來說,即便是不道德的行為,如果未損及人類和平的共同生活,也不應受刑罰制裁。(第9頁)

 

將刑法限縮成為「禁止社會損害行為」的規範,是現代刑法的第一個重要前題。對於這種啟蒙觀點最有頁獻的刑法學者,莫過於貝加利亞,其名著《論犯罪與刑罰》,影響現代刑法深遠,後來發展成為「法益」的概念:只有侵害法益才構成犯罪,國家僅應也僅能就侵害法益的行為施加刑罰。……不過,上述啟蒙刑法的進展可以說是極其緩慢,刑法與道德的界限逾今仍然模糊不清。……其次,過猶不及,法益概念固然作為建構現代刑法的基石,但畢竟還是啟蒙時代以來,以「人」作為世界中心的人本思想的反應;然而虐待動物、污染環境及滅絕生態等行為,固然造成不少惡果,但卻不是傳統型態的侵害法益行為,因此,當代刑法學的課題之一,在於如何重新界定法益概念,使其既能保有限定刑罰範圍的傳統功能,又能適應制裁人類過度「唯我獨尊」的侵害行為。(第10頁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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